生产队长·“卢员外”·会长·董事长

  追今抚昔，一句话：“改革开放，越走路越宽！”

　　从生产队长到“卢员外”

　　改革开放以前，作为一名生产队长，我对农村的大锅饭弊端感受很深。
　　“大跃进”时代，人民公社运动和集体食堂一哄而起，大锅饭还吃得有滋有味，因为不限量、管吃饱、不涮锅、不洗碗，落得个潇潇洒洒。当时流传着几句顺口溜：“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集体食堂就是好，放开肚皮吃他娘。”
　　“文革”时期，在全国范围“农业学大寨”的强力推动下，有“只要路线对头，不怕政策过头”、“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办农业”等指导思想，不少地方强行没收了社员的自留地，还规定了许多“土政策”：不准社员上山采集野生植物，不准私人编织制品出售，不准私养母猪，不准自留地种植生姜、药材等经济作物，不准在房前屋后种植果木。除规定一系列的禁种、禁养、禁采外，还采取见鸡杀鸡,见鸭杀鸭,半夜摸鸡窝、撒药杀鸡等手段“割资本主义尾巴”。即使是有自留地的地方，还定期检查和丈量农民的自留地，看看是否偷偷扩大了面积；检查农民私人喂养的猪、牛、羊是否超过了规定的头数；检查农民是否偷偷跑到“自由市场”作小买卖；检查农民是否偷偷从事补锅、修车、缝纫等个体劳动……让农民一直处在被“割尾巴”的恐惧中。
　　正因为当时在农村感到没有出路，我也曾一度想跳离“农门”。但由于父亲在抗日战争期间当过西北军军官，虽然一直与日本鬼子打仗，血战台儿庄，并从未与八路军交过手，也被认为是有“历史问题”。在那个“血统论”盛行的时代，由于我出身“有问题”，根不正苗不红，大学梦和从军梦一个一个破灭。那个时代，农村太穷太苦了，很多年轻人都千方百计要离开农村，我也不例外。我后来学过医，还做过文学梦，曾有几首小诗、短篇小说在《沧州日纸》上发表，但未能走得更远。当我认识到自己注定要与土地拴在一起时，我就有了科学种田的梦想，我很快被乡亲们选为技术员和生产队长。“种子迷”、“治虫迷”、“打井通”成为乡亲们给我起的外号。
　　改革开放前，我已经当了17年生产队长，体会到这个职务很重要，也很难当。当好当不好，决定几十户人家的日子。虽然我们队依靠科技比其他队农业生产搞得好一点，但“大锅饭”生产体制限死了农民的积极性，几十个劳力被动地听我指挥，人们只动手脚不动脑筋，即使做工也不尽力。正像有人说的：头遍敲钟拉着灯，二遍敲钟把裤蹬，三遍敲钟才出工。加上队长与队长之间，队长与大队之间，队长与社员之间，政治任务与生长任务之间，各种矛盾搅在一起，急得我吵东家、嚷西家，忙得日夜不消停。起初，队里穷得连牛都没草吃，队长真不好当。后来，队里日子稍稍好了点，也不好当。比如我们村，土地平整了，打了深机井，买了拖拉机、喷雾机，采用了省工、省时的新技术，用工少了，工值高了，外出搞小副业的人全回来挣工分，一天三派工成了难事。
　　这些矛盾都是“大锅饭”生产体制造成的，大包干改变了这一切。
　　1981年冬，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河间县一出现，我们村冲破内外阻力，带头实行家庭承包制（当时我曾酝酿过把全村土地由十几个种田能手承包，但考虑到成功或者失败，全村人心理上都将受不了，就没有走这条路。果树承包就曾出现风波，这让我意识到，在以农为主的地方，由少数人承包土地，大部分人闲着，会动荡不安，所谓规模经营不能贸然推行。考虑到家庭承包制几十年不会改变，我们一切从有利于生产出发，按人头划分承包土地，处理集体财产。
　　卢家村实行家庭承包制后，群众积极性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打井热、种子热、农药热、农机热、牛驴热、农技热，等等，层出不穷，人人参与，户户重视。我的身份也由原来负责派工的生产队长转变为村里的技术员。由于村民们对关系到自家收成的农业技术空前重视，我这个技术员身价倍增，比村支书还吃香。
　　由于“科技种田”的理念深入人心，大包干后的第一年，卢家村一跃成为全县乃至整个沧州地区最快富起来的村庄。1982年，我因为带领全村乡亲成功种植“中棉10号”短季棉而在全国出了名。依靠科技植棉，卢家村人均收入超千元，三分之二的农户成为“万元户”，而当时，县长的工资只有１００元左右。那时，全国正重视农业，外省市来我们村参观麦棉连作的达20万人次。也正是在那一年，全国棉花第一次实现了供求平衡
　　那年，我家承包了23亩地，以麦棉连作为主，采用新品种和新技术，上季收1万多斤小麦，下季收1万多斤籽棉，受到县委、县政府金匾表彰。中央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0月6日的新闻联播报道了我带领农民致富的事迹。当年，我作为全国两位高产典型，到中棉所参加表彰。由于当年收入两万多元，专家和记者朋友亲切地称我为“卢员外”。
　　这一年，与本村的许多乡亲一样，我家翻新了房室，并第一次购置了电视机、书柜和沙发。这些今天看来已经司空见惯的家电和家具，当时可是难得一见的奢侈品。刚买电视的那阵，几个邻村的村民来我家看电视，看《霍元甲》，看《上海滩》，经常人多得堂屋挤不下，只好搬到院子里，蚊虫叮咬也全然不顾。后来，大家普遍富裕了，家家都有了电视机，这个现象再也见不到了。
　　原来一穷二白的农民开天荒这么大规模地购物置业，那种幸福和激动，难以抑制，我诗兴大发，作打油诗一首：
　　
　　书橱沙发电视机，
　　八十年代农家需。
　　麦棉连作收两万，
　　收金摘银抓机遇。
　　
　　种田致富靠科技，
　　少去田间出笨力。
　　一年三百星期天，
　　谁不愿当庄稼汉！
　　改革伊始，一些计划经济时代的旧思维还不时回潮，出现一些与改革开放国策不和谐的“杂音”。也是在1982年，我家的一块耕地因为麦子种得晚，播种质量也差，估计产量过不了300斤。我就在5月份把麦苗毁掉，翻到地里作了绿肥，改种了当时更有经济效益的棉花。
　　当时，发生这样的事情让一些老派思维的官员很难接受，我马上面临“毁青苗”的指责和调查。当时县里和地区行署都知道了这件事，一些官员认为我的做法不符合以往“以粮为纲”的方针，于是安排县农办的同志专门调查，还计划在全区通报批评。
　　面对调查，我理直气壮地说：“大包干是党中央、国务院的政策！土地承包到户了，我们有自主经营的权利。再说，麦子收不了多少，还不如当绿肥壮地，多收些棉花不是一样吗！”
　　县农办的同志觉得也是，便向地区专员汇报：“卢国欣是个‘科技迷’，他的道理总是一套一套的，他那样干，自然有他的说法。再说，土地都分给人家承包了，算了吧，别管他了！”这件事才不了了之。
　　在那个年代，人们没有市场意识，对经济作物不够重视，也许是中国人被饿怕了，“以粮为纲”的旧思维曾根深蒂固，人们一时转不过弯来也不足为奇。好在农民不管这些，不管是粮食作物还是经济作物，哪个赚钱多就种哪个，腰包鼓鼓才是硬道理。后来，我们县成为远近闻名的植棉大县，乡亲们也从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收益。这几年，粮食涨价了，一些人又改种小麦、玉米了。可见，价格这个指挥捧，比行政指令有用得多。

　　从会长到董事长

　　改革开放给卢家村带来了温饱，但很快又遇到了谷贱伤农的问题。1984年，全国粮食和棉花都出现高产，全国普遍出现了交粮难、交棉难的现象。拿棉花来说，1984年、1985年连续两年压级压价，全县没有二级棉，势单力孤的农民只有认命的份。那情景有些象小学课本中叶圣陶的名著《多收了三五斗》。
　　家庭承包责任实施后，虽然农户经济取代“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成了农村经济的主人，但传统的服务体系却不能满足棉农的需求。我意识到，合作是解决面临难题的有效途径。
　　1985年年初，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1号文件”，规定“棉花取消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定购以外的棉花也允许农民上市自销”；“取消农产品统购派购以后，农产品不再受原来经营分工的限制，实行多渠道直线流通”。我从文件中看到了机会和出路――通过合作，自产自销，直线流通，占领市场，发展壮大。
　　改革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经常出现大大小小的反复。就在5年后，国家又作出规定，“棉花是国家管理的计划商品，实行调拨包干以后，仍必须坚持国家统一计划和规定的收购、供应价格，坚持由供销合作社统一经营。不开放棉花市场，不搞价格双轨制。”其实，这种做法行不通。
　　为了保持和发挥植棉繁种的优势，联合更多的农户一起轧花、保种、售棉实现规模效应，为了打破村级行政限制而直接跟大专院校、科研单位挂钩，引进他们的新品种、新技术，我联合了11位植棉能手，成立了棉花研究会,我任会长。当时县科协主席张玉璞建议借我名字的两个字，叫“国欣棉花研究会”，一是国家欣欣向荣；二是我主办。后来，根据农户的需要，他们又成立了养猪研究会、果树研究会和蔬菜研究会。1987年，棉花研究会扩建为国欣农村技术服务总会，简称国欣农研会。
　　25年前我创办农研会，被认为是农村实行家庭承包制后一种合作组织创新。不实行家庭承包制，也就不会产生这样的科技合作组织。我办会的目的就是靠科技全程服务，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发展农村经济。目前，农研会已拥有6万多会员，遍布全国14个省。
　　办会之初的几年，由于缺乏市场经济意识，我对资本积累重视不够，因而服务能力的发展受到限制。1989年，我探索搞股份制，由会员入股集资，每股5000元，入股资金48.5万元。我是发起人和大股东，被选为董事长。实力增强后，农研会扩大了合作范围和对象。它实行为骨干员工配股方案，扩展了股东人数，同时，合作也变得更广泛，员工积极性得到极大地调动。
　　当时，股份制还是个新东西，还有不少“姓社”、“姓资”的争议，我们只做不说，别人问起来也死不开口。现在看来，“姓社”、“姓资”有什么好争的？关键是人们感到幸福和富足。。
　　借助股份合作制实体，我们走上了产业化之路。1990年，我们进城开办县第一家民营的轧花保种厂，并建起了棉花研究所、粮棉加工厂、棉被厂、繁种农场等经济实体，六大繁种基地的繁种田面积达8万亩，独立研究培育的“国欣牌”棉种获“中国名牌产品”称号；1997年，我们又响应西部大开发号召，农研会带动260多户会员入股420万元，到新疆开荒植棉4000亩；2000年成立了由农研会控股的在北京中国农科院挂牌的生物技术有限公司；2001年，农研会成立了郑州国欣创世纪种子公司。如今，农研会已经发展成为研发、培育、繁种、推广、收购、加工一体化的棉花和棉种生产的龙头企业。在农业部组织的“2006年中国种业五十强企业”评选中，国欣种业成功入选，成为我国专营种棉企业惟一入选的企业。
　　在农研会的带动下，更多的乡亲靠种棉花成为百万富翁。以仅有100多户的小村庄卢家村为例，从2003年起，就有 6户农民的种棉纯收入超过200万元；收入100万元以上的有8户，10万元以上的有50多户。种棉为卢家村近2亿元的经济收益，还为天津的宁河、静海、河北的唐山等地水田改旱作找到了成功的路子，带动了当地植棉业的兴起。
　　改革开放改变了农村，也改变了我的人生，使我永远摆脱了饥饿的心里阴影。当年，在大跃进和随后的大灾荒时期，我险些被饿死和撑死。我的一位中学同学，就是因为饿久了突然改善伙食吃得过多，活活给撑死了。现在看张艺谋的电影《活着》，一看到老医生差点被白面馒头撑死的情节，我的眼泪就会忍不住流下来。有人说人民公社时代好，我是绝对不同意的。那种食不果腹、朝不保夕、“三个和尚没水吃”的日子，谁愿意过谁去过好了！
　　改革开放也改变了我的家庭。拨乱反正让我父亲的身份由国民党旧军人变成为民族争解放的抗日老战士。我妻子由赤脚医生成为互联网一族，我们企业的许多文件，都是我起草，她负责打印并上网。我的三个孩子替我圆了“大学梦”：大儿子中国农大毕业后回到农研会，接我的班；二儿子吉林大学获经济学硕士，被新华社派驻纽约，做金融报道；小女儿获清华大学工学硕士，正在为“新北京，新奥运”做规划设计。
　　追今抚昔，一句话：“改革开放，越走路越宽！”